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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宝桢，字稚璜，贵州平远县(今金县)人，生于 1820 年(清嘉庆二十年)，咸丰进士。1854 年至 1856 年，在州省平远、平越等县参加镇压教军和民起义。1860 年授湖南岳州知府，不调任长沙知府。1863 年授山东按察次年迁布政使。1867 年升任山东巡镇压捻军起义。1876 年10月 27 日升四川总督。1886 年卒于任。

咸丰三年(1853年)，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，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，岳州知府、长沙知府，山东巡抚、四川总督。任山东巡抚期间，两治黄河水患，创办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，成立尚志书院和山东首家官书局。

任四川总督十年间，改革盐政、整饬吏治、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、兴办洋务抵御外侮，政绩卓著、造福桑梓、深得民心。

丁宝桢为官生涯中，勇于担当、清廉刚正，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。光绪十二年(1886年)，丁宝桢去世，享年66岁。朝廷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“文诚”，入祀贤良祠，并在山东、四川、贵州建祠祭祀。

丁宝桢个人资料介绍

丁宝桢秉性刚直，勇于任事，署山东巡抚后不久，由于他不满慈禧擅权，1869年，借其亲信太监安德海到山东采办御衣之机，以“宦竖私出”的罪名，将安德海就地正法。为此丁宝桢直声播于朝野，同时受到慈禧嫉恨，被卷入宫廷斗争的漩涡。此后，他为政期间每有建树，必遭弹劾，实根源于此。

丁宝桢任巡抚和总督期间，致力于“求富”、“自强”的洋务运动。他认为：“中国自强之术，于修明政事之外，首在精求武备，所谓弃我之短，夺彼之长也。”他的“自强之术”，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场上总结出来的，他亲眼看到新式武器的特殊威力。“虽发、捻各股匪动以数十万计，每遇交锋，我军枪炮所及，莫不披靡。直、东两省遂收聚歼之功。”他主张，要“精求武备”，首先在于发现和培养人才。他在任职山东和四川期间，先后推荐薛福成、黎庶昌等“博求通识之士”，又陆续简拔曾昭吉、高启文等“心思奇巧”、精通制造工艺的技术人才，这些人在近代洋务运动和发展新式机器工业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次，丁宝桢反对靠购买外洋枪炮达到自强的论点，认为“此实自欺欺人之语”。要达到自强，必须设立机器局，自己制造武器弹药。

1875年，丁宝桢在山东设立机器局，不到1年，已能制造许多西洋新式武器。1876年，他擢升四川总督莅蜀前，便奏拟创设四川机器局。1877年4月赴川以后，他立即着手筹办四川机器局，这是四川第一个机器制造厂。次年初，四川机器局建成并投入生产，修造各式枪支弹药。在机器局开办两年，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，1879年，他受到交章弹劾，机器局不得已撤局停办。这些后经他申辩澄清，机器局得以在1880年5月复工。在他任职的10年内，机器局制造了水轮机及各种新式机器，提供了大量的包括当时尚属先进武器的后膛枪等各式洋枪、大炮(格轮炮、弹炮、后膛炮)以及子弹、火药等。

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，俄、英、法殖民主义者加快了侵略我国东北、台湾和西南地区的步伐。1880年8月，俄国侵略者借口《伊犁条约》未遂其意，旋以战争相讹诈。于是朝野不安，惧怕俄国开战。丁宝桢认为俄国用意是“以战胁和，而我亦必以战制和，以与之抵持”。主张在战略布局上作好充分准备，“要以西路新疆为轻，而东北路海面为重。东北路之中，又以东三省为稍轻，而津沽、山海关为最重”。1884 年，法国侵略者进攻台湾，福建巡抚刘铭传“孤军力御，势甚危迫”，丁宝桢“闻信之下，愤激莫名”，他向清廷上疏，言台湾为“南东咽喉，极为扼要，势不能不与力争”。在此之前，为抵御法国侵略者，捍卫云南边境，丁宝桢已从四川调兵 20 余营，交原湖南提督鲍超带赴云南。此时，为了抗击法国对我国台湾的吞食，他又提出，由四川再拨精兵5 营，前往福建沿海作战。

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，英国侵略者企图从长江水道进入四川，而后由四川进入西藏，从而打通从印度直通西藏进入中国内地的道路。1885 年，英国特使马科雷向清廷提出经由四川、西藏与印度通商的要求。丁宝桢在给清廷的奏疏中指出：“此举决非注意西藏，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。夫四川通商，前本有重庆之约，嗣因轮船不能上驶，故别出此计，以求遂其欲。藏路一开，则四川之全境失。四川失则中国之藩篱坏。”他请求清廷坚决拒绝侵略者的无理要求，凭着自造军火，可以决一雌雄。丁宝桢的这一态度，在抵制英国侵略者控制西南地区这一罪恶计划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丁宝桢督川以前，四川井盐实行场产地)岸(销地)挂钩，计口行引(官发运销凭证)的运销制度。咸(丰)同(治)以降，川盐榷额高达 200 多万两，与田赋并为四川地方财政收入之大宗。但是由于边岸在战乱中废弛，楚岸又遭淮盐重占，各岸私枭四塞，商困岸疲。因易而为改代改配。官吏藉此婪索，商人遂违禁加斤。官以得其使费，明知之而故纵之，以致一引(200 斤)行两引之盐，毫不知惧。其结果是造成“引张因之日滞，课税因之日绌”。仅以四川销云南、贵州两省的引课而言，迄止1877年，“边引积滞至八万七千余张、羡截积欠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余两”。

为了消除川盐运销积弊，保证清廷的财政收入，丁宝桢于 1877 年经清廷批准后，开始废除商运商销制度，实行官运商销制度。其办法是：“于泸州居中置官运总局，于井灶所分置厂局，于各岸分置岸局。厂局就井灶籴盐，授之岸局。岸局受粜之商人，凡黔边额引，皆令盐道移交总局。并清查以前各年积引，以次带销，配运出纳，皆管其权于总局。又于总局置裕济仓以平价;置大盈仓，以受各局之转输。于厂局外设押运委员以转运，于岸局外设分卡以查验，其引课、税厘皆销纳于成本中。”又从藩库、盐库、川东道、夔州府各关厘税，借银50 万两，作为官运局的运本。自 1878 年初开始，黔边岸、滇边岸、楚计、边计岸先后改办官运。官运制度实行后，又遭朝野人士的蜂起反对，认为“官运盐务利少弊多”，并指责丁宝桢“盐务出纳不实”。经有关部门查核，官运办理1年，成效显著，“核计边计各额引张全数销清、复带销积引至一万余张，所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至一百余万两。”然而清王朝吏治腐败，积重难返，官运制度后来又成为四川盐法上的一大赘疣。因此，丁宝桢改革川盐运销制度终于失败。

都江堰水利工程，自清中叶以后逐渐废坏。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，亲自踏勘都江堰。因见分水鱼嘴、人字堤岸残缺朽败，内外江灌溉河道淤塞，他立即向清廷奏请大修都江堰。大修工程主要采取“易笼为石”、疏淤除塞等办法，从1876年 12月进行，到 1877 年3月竣工。在施工期间，丁宝桢除派成绵龙茂道丁士彬、灌县知县陆葆德等督工办理外，还经常“轻骑简从，躬冒霜雪，沿江督率”。整个外江、中江、内江施工里程，长达 70余里，挖土 40 余万方，砌堰堤 1.2 万余丈，用3 丈余长的竹笼2万余条，修复人字堤 130 余丈，修理分水鱼嘴 3 个。此外，还修了白马漕、平水漕等导水工程。工程花费银 12万余两。1878年夏，都江堰堰工甫成，即遇特大洪水，新建各鱼嘴完好，但人字堤之金刚墙及各段堤身被冲垮37 丈有零。对于这一损失，清廷有关方面借机攻其一点，而否定其成功方面。

丁宝桢为官廉洁，在他督理四川期间，亦能整顿吏治，打击贪官污吏，如严惩四川盐茶道蔡逢年和重庆盐厘局委员、候补知县邹宗灏，四川官场积弊因之有所减少。

在四川近代文化教育方面，丁宝桢尊师儒，重学校，在他任内，锦江和尊经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数以千计。1878年，他聘请湖南著名学者、教育家王闿运任尊经书院山长。尊经书院一时士子云集，遂成四川近代学术文化中心，对于培养四川人才，开一代学风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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